反腐败拖累经济了吗

经济不景，众说纷纭，有论者将板子打向反腐。

　　认为反腐拖累经济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反腐直接导致来自政府的公款消费锐减从而导致内需不足；二是反腐令官员懈怠从而丧失主动作为的动力。

　　直观来看，以上这两点关于反腐对经济运行的“负面”作用的说法颇具解释力，但实则不堪细究：一个以政府官员消费为主要来源的内需是不健康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因反腐而运转不灵的施政体系是亟需改造其既有的激励机制的。

　　反腐的连带效应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来自“有形的手”的力道占比过大。与其说反腐拖累了经济，不如说既有的经济驱动机制本身存在着畸形与扭曲，只不过因反腐而提早暴露而已。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上述理由削弱反腐力度，因为一个经济体的良好运行只能建立在善治的基础上，暂停或暂缓反腐，只不过延缓病症的爆发，勉力维系一个病体勉为其难的运转。

　　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焦点从官员身上挪开，而投射到企业家群体这一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身上时，倒确实需要担忧反腐对经济运行的另类扰动效应。这主要体现在由于政商环境的大变而导致的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家群体对于未来的信心及长期投资意愿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政商关系都涉及腐败，但长期以来，企业家对企业所在地的官员进行上下打点已是公开的秘密。面对一个强势有为的政府官员队伍，其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会对市场发生影响，努力和其搞好关系尽量为自己赢得一个较为友善的运营环境，似乎也无可厚非。在一些企业家心目中，上下打点自然是为了政策的优惠，和来自官家的“机会”，但在另一些企业家的认知中，与官家搞好关系更多是防止被认为“不懂事”，被打入“另册”，更多是为了息事宁人。但其间暧昧不明边际模糊之处当然比比皆是，一旦反腐风潮来临，会否受到波及，便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企业家群体感到压力重重，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此外还有一种“被官商”的情形更增加了政商关系格局的复杂性。与商家主动示好相反，一些为政者身边人士往往主动出击构建官商利益共同体，此时商家面临的考验更大：是否为政者本意？当红官员将来会否摔跟头？未发迹官员将来会否大用？远忧近虑之间，当前利益与长期发展之间，如何妥为平衡拿捏，都大费周折。这对企业家信心的树立当然也构成各种各样的冲击。

　　信心比黄金还宝贵，对市场经济来说，企业家的信心更是重中之重。我们呼唤法治市场经济，除了其所体现的机会之窗的公平公开公正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一个稳健的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提升企业家群体的长期信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与商都依法办事，自可大大压缩设租与寻租的操作空间，从而干涸将腐败作为经济运行“润滑剂”的现实温床，使腐败成为孤例，进而可令反腐火力大为聚焦，避免伤及无辜。

　　一个法治的市场环境还可避免经济运行与具体的干部队伍过多挂钩，除却减轻反腐成本的溢出效应之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杜绝“雷厉风行，大干快上”和“人走茶凉，人亡政息”首鼠两端局面的出现，从而大大降低经济运行的人为周期波动性。长远来看，一个能提供稳定预期的制度环境才能发挥最有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效应。相较于优惠的土地、税收、金融、环境等政策红利，这种制度红利供给能力的高低将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可持续运行的能力。

　　当然，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不会凭空出现，需要各方戮力求解。此次因反腐而导致的某些官员的“懈怠”或可成为一个有利的契机。“壮士断腕”不易，通过反腐让官员“不乱伸手”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本身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反腐忌惮”的负面激励之外，通过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提升，通过企业家群体的自治，来正面构建让官员无法上下其手的制度环境。而“无为”之外，如何有效促使官员在诸如事后监管、公共福利提供等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则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妥善处理好政府“有为”与“无为”间的关系，厘清官商之间的分际，建立企业家群体长期的营商信心，如此，反腐才能成为一个新的良性循环的起点，而非一个治乱循环的固有节点。